[摘要]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经过66年的发展，北京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但超大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过载、大气污染等问题，压得北京难以喘息。7月16日，北京市发改委阐述了四类“非首都核心功能”及疏解路径。什么是非首都核心功能？该如何疏解？7月28日，《环境与生活》杂志就此采访了相关 。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经过66年的发展，北京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但超大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过载、大气污染等问题，压得北京难以喘息。7月16日，北京市发改委阐述了四类“非首都核心功能”及疏解路径。什么是非首都核心功能？该如何疏解？7月28日，《环境与生活》杂志就此采访了相关 。
“睡城”通州瞬间被唤醒
7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纲要决定贯彻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未来将聚焦北京通州区，加快“北京市 副 ”建设，力争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至此，多年被称为“睡城”的通州，一瞬间被唤醒了。
7月28日上午，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室副主任叶振宇博士对《环境与生活》表示，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机，有效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北京 副 确立的重要目标。何谓“非首都功能”？说白了，凡是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可视为非首都功能。2014年2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是“政治 、文化 、国际交往 、科技创新 ”。
叶振宇博士介绍，一般而言，首都功能有单一功能和综合功能之分，单一功能是政治 ，北京属于综合功能。政治 、文化 、国际交往 经常是首都特有功能，科技创新 则并非“首都”必备。但北京拥有大量科研机构和人才，定位为“科技创新 ”是可行的。
7月28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王业强，接受了《环境与生活》 的采访。王业强主任解释说，在中国， 权力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引导力很强，城市 级别的高低常会影响经济发展、资源集聚的程度。例如，中国的省会城市在一省内往往发达，县城比乡镇要发达。而北京作为首都和直辖市， 资源集聚程度很高，对人口吸引力自然也很强。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2151.6万人，交通拥挤、资源紧缺，环境容量顶到了“天花板”，特大城市病的各种症状集中爆发，这是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大刀阔斧进行的客观原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王业强
在不同区间建立生态廊道
表面上看，大城市病是人口过多造成的；深层次讲，城市功能太多才是病根。不少人讨论靠“迁都”解决问题，叶博士的看法是，迁都得思考三个问题：北京是否有补救的可能？往哪里迁？怎么迁？“北京如能有效整治，完全可以继续作为首都；其次，难以找到能承接首都功能的城市；后，迁都的成本很高，历史影响很大，需要充分论证。”
王业强表示，相比之下， 力量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作用强大，把 副 搬到通州，是目前大背景下，缓解首都压力比较好的手段。通州离天安门广场约20公里，是北京 与天津、河北都接壤的 区，自古就是京东交通要道。“北京 搬过去也能带动河北香河等地的发展， 功能疏解对其他功能疏解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搬到通州后，北京市整体布局应该会有相应调整，东城和西城作为北京的核心区，可能作为 所在地，类似美国华盛顿形成一个 特区。”王业强说，不可能 功能都迁出，已在 区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如西城区金融街，就很难搬走。他强调，以往的发展是围绕老城区一层层往外扩，现在想破解，应该在北京周边形成新的集聚模型，而不是重复摊大饼的形式，否则起不到疏解效果。另外，应在通州和主城区之间建立隔离生态廊道，不能再连成一片发展，那样才能对环境起到调节作用。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室副主任叶振宇博士
北京市的生活成本被扭曲
据7月16日北京发改委公布的信息，主要有以下“非首都功能”需要疏解，即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 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 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数十年聚集起来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儿。首先要控制人口。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将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目标控制在2300万以内， 城区力争疏解15%。
“很多人为什么能在北京生存，因为这里生存成本不是 高，很多资源价格是扭曲的，比如公交原来起步价才几毛钱， 也不贵，这是扭曲的市场定价机制，不能真实反映大城市应有的生活成本。其二，北京的城市管理也有薄弱环节，比如群租、城中村租房等，这些简陋恶劣的生存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使租房价格偏低。另外，北京有不少外来人口从事服务业，他们也有生活需求，就需要有另一波外地人为这些服务人员提供服务，规模也不小。”叶振宇认为，疏解一定要认清城市发展规律，注意市场规律与 手段的结合。
那么，谁该留下？谁又该离开北京？王业强的看法是，要依托产业和城市功能的定位，根据产业引导人口转移，而不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进行“人口过滤”，“在北京生活的不可能都是 人群，也得有服务人员等”。
产业集聚是人口集聚的主要原因。叶振宇提出，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与合理布局，是北京当前疏解的重要任务。面对日益显现的产业结构臃肿“体态”，北京正迎来一次健康“体检”和“瘦身”的机会，不宜再发展“三高、两多”（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和聚人多、占地多）的产业，应重点发展高尖端、高附加值产业，才能扮演好首都应有的角色。“北京的水泥、建材、印刷等污染较大的产业应就地淘汰，食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商贸等可异地转移。”
北京天意商城搬迁撤出工作已有序开始
为未来城市群提供示范
在叶振宇和王业强看来，疏解并非只在北京的“一亩三分地”，应该是一个 、北京、北京周边地区3个主体共同推进的、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京津冀一体化与非首都功能疏解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一重要抓手，有利于优化北京空间布局，形成新的增长空间，辐射周边，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反过来，京津冀一体化水平提高，产业发展起来，对人口也有自然集聚效应，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是不断调整的。早在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就提出过“首都圈”的设想；1996年，《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正式提出“首都经济圈”概念；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2010年8月上报国务院。《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15次提及京津冀，强调京津冀的整体发展将为北京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支持。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
王业强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明确了北京、天津、河北的定位：北京重视知识创新；天津侧重加工、先进制造和航运；河北作为北京、天津的腹地，为二者提供资源支撑等。从范围内看，目前很多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还是相互竞争关系，产业结构雷同，没有形成有机生命体，功能分工不合理。未来京津冀空间结构的调整，将为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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