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土地财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即便各地取消限购，国家信贷政策放松，国家用尽全力救市，最多也只能换来两年的房地产繁荣。而且，这种打激素的繁荣，未来需要“摔更大的跟头”来还。
“土地财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即便各地取消限购，国家信贷政策放松，国家用尽全力救市，也只能换来两年的房地产繁荣。而且，这种打激素的繁荣，未来需要“摔更大的跟头”来还。管理层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放松信贷。地方政府的运作和民生投入，这些年来相当程度上依靠土地财政，这个模式结束后，就需要开辟新的财源。西方成熟的模式摆在那里，这就是房地产税。
有人说是为了建立房地产长期调控机制，有人说是为了反腐败，这些作用当然都会有，但只是附属功能，主要目的是为开征房地产税做准备，为地方政府解决“长期饭票问题”。在美国，地方政府基本上依靠房地产税运作，他们甚至采用倒推方式来计算每个家庭的纳税额。比如一个地方政府2014年需要20亿美元运作，那么辖区内持有房屋的纳税人按照房屋价值，均分这些税金。
通过房地产税，固然可以解决未来的税收缺口。但房地产大跃进结束后，中国经济之车谁来拉动？这就需要启动实业，因为这才是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非常关键。此外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竞争力衰退？融资成本太高，汇率高估，是两大最重要原因。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上直言不讳地说：“公众拿钱到一家银行购买预期率为8%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再加三个点，以11%的利率走通道业务，通道业务的特权机构再加三个点，就进入实体，利率在14%左右，这种层层加水，每个环节都扒皮加码的做法，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其实，能在这个价格上拿到资金的企业，还是有规模资信好的企业，很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高利贷“赌未来”。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怎么能健康发展？
资金成本高仅仅是一方面，更为要命的是中国企业的整体负债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大概相当于年GDP的125%到150%之间，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到4倍。在高负债率和高利率的夹击下，一家家企业正在猝死，并将风险传递给银行、信托和普通居民。
化解高利率和高负债率，只有一个办法——启动股市。老办法是政府出利好，调动国有背景的券商、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甚至是社保基金来配合，炒高股价，引来股民，发行股票。
但这种玩法被证明效果不佳，因为股市被激活之后，能来发行股票的除了低效的国企，就是有背景的企业，这等于请他们来瓜分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那怎么办？只有推行IPO注册制。
注册制的意思是说，一家企业如果想上市，就请中介来审核你的报表，然后提交给证监会和交易所。证监会和交易所只看你的材料是不是规范，该披露的内容有没有披露，而不负责鉴别真假，然后你就可以上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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